邺城考古四十年

莱昂米斯特

1983年以来，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单位的数代考古学家的持续努力，邺城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邺城都城考古、磁县北朝墓葬、赵彭城佛寺遗址和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与发掘，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本文对37年来的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概述。

（一）
古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约20公里处，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南麓通往华北平原出口不远处。南距殷墟所在的河南安阳四十里，北距春秋名都河北邯郸八十里。这里西凭太行，傍临漳水，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是华北平原贯穿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邺城始建于齐桓公，史载春秋时期齐桓公在此筑城，始称为邺。由于历史上汉魏南北朝时期曾经六次作为北方王都（曹魏、石赵、冉魏、慕容燕、东魏、高齐），邺城又称为“邺都”。

邺城主要由南、北毗连的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始建于后汉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获封魏公，建立魏公国，定都邺城，而后进爵魏王。曹魏邺城的主要宫殿毁于西晋末年。公元4世纪，后赵石虎迁都邺城时，沿用曹魏时的布局重建。公元6世纪东魏、北齐时期以邺北城南城墙为北墙新建邺南城。伴随都城境域的扩大，邺南城外围还形成了阔达100平方公里的外郭区。邺都城盛极一时，是当时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北周末年，隋文帝杨坚平定相州之乱之后，下令毁弃邺城。城址后被漳河淹没，大部分被埋于村庄和农田之下，沉睡千年。

（二）
由于邺城遗址长期经受自然与人为的破坏，其准确位置、都城格局、文化面貌一直得不到科学的认知。1957年，考古学家俞伟超曾到邺城遗址进行短期地面勘探，并在他的《邺城调查记》发表了概略复原图。1976年到1977年河北省和临漳县文物考古机构也对遗址进行过部分实地调查与勘探。

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其他著名古都的考古研究均已取得进展，唯有邺城这座六朝古都，在考古研究领域几乎是个空白。而邺城还是一座未被现代城市压住的都城遗址，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意义重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夏鼐先生，决定开展对邺城遗址的考古研究。

1983年下半年开始，邺城考古队开始对邺城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发掘工作。当时，金凤台遗址裸露在地表，因此考古队决定从金凤台南北两头探起，向外延伸，沿着夯土确定城墙的范围。金凤台是邺城三台之一，原名金虎台，与铜雀台、冰井台并称为‘邺城三台’，是公元213年曹操于邺城西墙北部以墙为基而建。

经过三年时间，考古队总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初步确定了邺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对城墙、街道、宫殿、衙署等设施的具体位置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一个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都逐渐揭开了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根据考古研究，秦汉时期的都城都是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的，即都城内不止一座宫殿。而隋唐以后直至明清时代的都城，如长安、北京，格局都是按照一宫殿制设计的。长久以来，这种转变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考古界没有定论。邺北城的考古发掘解开了这一谜题。曹魏建造的邺北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宫城制度的都城，其中轴对称城市格局、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和邺北城相比，邺南城建城时间稍晚。邺南城是东魏时期所建，紧靠北城，二者合而为一，北城南墙即南城北墙，这也是中国历代古都所仅见。邺南城继承了邺北城的中轴对称、棋盘式格局等特点，并且有所发展。到北齐时，邺南城又进行了改建和扩建，使它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装饰、形式上都大大超越了前朝的北城，成为历史上一代名都。


1988年，邺城遗址被国W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邺城遗址考古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1986年，考古队开始以更宏观的学术视野对邺城遗址西、北郊的磁县北朝（东魏、北齐）陵墓区开展勘测调查工作。

北朝墓群位于磁县的东部，墓葬密集区位于磁县的东南部区域，南北达15公里，东西约12公里。一直以来，关于这个庞大的墓群，当地百姓都流传着这是“曹操72疑冢”的传说。经过实地调研发现，该墓群其实是东魏、北齐时期的帝王及贵族的墓群，与曹操无任何关系。经过几年的努力，共确认了123座墓葬，并针对该陵墓群中破坏最严重的M106号墓进行了抢救发掘，该墓出土了大量陶俑及其他文物，同时揭取了该墓斜坡墓道上的壁画。

1988年，北朝墓群也被国W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
进入21世纪，考古队通过在邺城地区长期的考古工作，对邺城遗址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在“大邺城遗址考古”的工作理念下，将邺南城外郭城研究、邺城建筑构件制作技术与编年研究、南北朝佛教考古研究、北朝陵墓区考古等紧密联系起来，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2001年开始，考古队的重点工作区域之一，就是在已知的东魏、北齐邺南城（内城）外围，寻找东魏、北齐邺城的外郭城及相关遗址，一方面为深入研究邺城遗址平面布局进一步积累考古资料，另一方面为邺城遗址总体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002年，邺城考古队在邺南城朱明门外大道中轴线东侧，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公里处，发现了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遗址。随后，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考古队陆续勘探发掘了寺院中部塔基；寺院外部围壕；西南院落四周廊房及向北延伸的回廊式建筑；寺院围壕的东、南通道；寺院东南院落北部大殿、连廊、廊房，及寺院北部大型殿堂的局部。基本理清了佛寺范围和平面布局。

赵彭城佛寺是国内进行系统发掘的少数几座中古时期的国家大寺之一，占地约19万平方米，相当于当时的一坊之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佛寺遗址之一。其布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土木结构的方形木塔占据寺院中轴线略偏南的中心位置，而在塔后相应的位置迄今尚未勘探出大殿的迹象。轴线最北端发现一座讲堂性质的殿堂。值得注意的是寺院东南隅和西南隅各有一座由廊房封闭的大型院落，院落中部偏北处建有大型佛殿，佛殿通过连廊与周边廊房连接，寺院的整体布局呈现出多院多殿的特征。赵彭城佛寺建筑格局代表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单院式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在中古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舍利供养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瘗埋舍利之风在各地日益流行。文献始见三国吴主孙权为康僧会创立建初寺，建塔供养舍利。考古发现最早的实例是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孝文帝及皇后巡狩中山时，发愿建塔，于塔基夯土中埋藏的盝顶石函。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对历代的塔基及出土遗物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基本勾勒出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的演变历程。由于考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佛寺遗存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隋唐以后的遗迹和遗物，而邺南城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掘无疑为探讨北朝晚期的佛塔与舍利瘗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赵彭城佛寺石函的埋藏位置，是在中心刹柱础石下方约60厘米处砖砌的正方形函室。尽管由于早年盗掘，砖函内已无任何遗物，但在与之相关的盗洞内发现琉璃瓶残片，应为盛放舍利的设施。这种以砖砌筑小室安置舍利的作法或可视为后世地宫之雏形，是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2012年1月赵彭城遗址工作甫告一段落，考古队又在邺南城东郭城区、北吴庄村北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埋藏坑。历时十六天，出土造像数量达到2895件（块）。考古队经过多年的整理、拼合，完成了200余件造像的修复，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层位关系记载科学，是建国以来迄今所知出土数量最多的佛造像埋藏坑。出土佛造像工艺精湛、造型优美，多数造像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这批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各时期纪年明确，为研究北魏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本。

目前北吴庄佛像埋藏坑出土佛像的修复整理工作尚在有序进行之中，经初步统计，底座数量在600件以上，有题记的造像已达270余件，绝大多数为东魏、北齐时期的造像。主尊题材包括释迦、弥勒（交足、倚坐）、无量寿（阿弥陀）、药师、卢舍那、观世音、思惟太子、双菩萨、双思惟像等，造像组合有佛三尊像、佛五尊像、佛七尊像、菩萨三尊像、菩萨五尊像等。

邺城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和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与发掘，对于汉唐都城考古及佛教考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都城考古而言，赵彭城佛寺的发现首先为探索邺南城外郭城区的范围和里坊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次，为了解北朝晚期大型塔殿的建筑结构、筑造技术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就佛教考古而言，赵彭城佛寺的发掘对研究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佛教寺院的建筑格局演变至关重要。塔基石函和砖函的发现，也弥补了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缺环。北吴庄佛像埋藏坑的发现，则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题材和组合提供了可靠的标本，也为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和佛像瘗埋方式提供了线索。结合文献记载及历年佛教考古的新发现，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佛学中心和佛教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无可置疑。目前邺城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之中，有关赵彭城佛寺塔基后方是否存在大型佛殿，北吴庄佛像埋藏坑附近是否存在佛教寺院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得以确认。

经过数代考古学家三十七年来的辛勤工作，邺城考古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正如第一代邺城考古队队长徐光冀先生指出的那样，邺城考古发掘的部分只占所有可发掘空间的很小一部分，“邺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还不到20000平方米，我们关于邺城外郭城的寻找仍在继续。”他说，“这也许需要100年时间，甚至更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皮卡德

考古需要认真耐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