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军功阶层的兴起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想要破解这一系列的难题，还要从文公时期的改革说起。

晋文公归国之初，面临的情形并不乐观。但由于当时国内利益集团分化严重，晋文公便以恢复公族地位为突破口，推出了一系列的革新举措。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环境，并藉此出兵中原，以城濮一战实现了对中原霸权的绝对控制，由此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辉煌。

但与此同时，高密度的对外战争和不断的军事胜利，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在国内缔造出一个勋威卓著的军功集团。

军功阶层的兴起往往意味着国君权力会受到压缩。晋文公在位之时，以他的个人威望以及与流亡团队间的个人情谊，还能与这些卿大夫保持一个君礼臣忠的和谐局面；可一旦这个威望素著的拓荒之君不在了，新君幼弱无法掌控全局，就很容易引发无法控制的灾难。尤其是“国无公族”制度的约束下，国君没有近亲子弟的帮衬，一旦出现国君幼弱的局面，其产生的效应更是会被成倍地放大。

这种局面与王朝草创初期的情形颇有些类似，一个王朝是否能够社稷永固、国运绵长，第二代帝王的所作所为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勃兴勃亡的秦、隋二朝，都是因第二代君主未能处理好建政之后的社会矛盾，而招致的国家的破败。即便是国祚较为持久的汉、唐、宋、明等朝，在二代君主即位前后，也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混乱。

晋文公虽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作为参考，但对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尤其是过去发生在晋国的种种乱局，从曲沃代翼到桓庄之族，从里克、丕郑，到吕甥、郤芮，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每当出现国君轮替，各种形式的内乱就总是无法避免。

为了让自己的继任者能够顺利接班，晋文公对太子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晋文公对太子，他不仅早早地就开始为太子物色老师，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还身体力行地学习读书和治国的道理，希望用自己的实践指导太子避开随处可见的陷阱。

彼时晋文公正值壮年，他能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不世的功业，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无上光荣的日子能够长盛不衰。他始终都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也有足够的时间将太子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接班人。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晋文公自以为能掌控一切，可有很多事情终究是人力所无法操控的。这其中，最让他感到无力的是，他斗得过强大的楚国，斗得过险恶的人心，却终究斗不过一场突然降临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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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上并没有具体说明晋文公究竟因何而死，但其结果却是显而易见。他经历了十九年的流亡才终于回到国内，却仅仅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不到九年的时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自己孜孜以求所创造的霸业辉煌，没有顾得上含饴弄宝享受天伦之乐，没有来得及将尚未完成的改革措施推行下去，便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个时候，被立为太子的公子驩或许才刚满十岁，就不得不以其幼弱的肩膀扛起国家的重担。

自古以来，主少国疑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是被历史一再印证的真理。那些手握重权的辅政大臣，哪怕是与前任国君有再深厚的情谊，也会不可避免地利用职务便利，扩张自己手中的筹码。即便是毫无私心的公允之臣，在面对幼年君主时，也难免会流露出一股盛气凌人的气势，这些都会成为将来激化君臣关系的导火索。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襄公与先轸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晋文公建立三军六卿制时，先轸受赵衰举荐担任下军佐的职务，在内阁中排位第六名。仅仅几个月后，中军将郤縠在围攻曹国的战役中去世，先轸就受到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晋国第二任中军元帅，并带领全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晋文公去世后，又是在他的坚持下，发动了全歼秦国主力部队的崤之战，彻底斩断了秦国东进中原的幻想。

先轸所主导的这两场战争，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两百年国际政治格局，这让他当得起春秋时期成就最为突出的军事家的称号。不过，在将先轸的威望捧到极点的同时，这两场战役的胜利也让他滋生了骄纵之心，而他与晋襄公之间的冲突也就此显现了出来。

崤之战后不久，晋襄公因听从文嬴之言擅自释放秦军三帅，先轸得知后暴跳如雷，不顾君臣之大防对着晋襄公破口大骂，随后还“不顾而唾”当场给国君甩了好一顿脸子，可见他究竟还是没有把这个端坐高堂的孺子当回事。面对如此折辱，晋襄公不仅不敢动怒，反而得乖乖地派自己的师傅阳处父去追人。

先轸事后也意识到自己言行太过出格，有心想要弥补错误。不久后，位于吕梁山区的白狄入侵晋国，双方在箕地（疑在蒲县东北）相遇，晋国大夫郤缺生擒白狄首领，晋军获得大捷。

战争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先轸却突然惭愧地说道：“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说罢便免去甲胄孤身冲入敌阵送人头，果然就被对方砍死了。先轸以死谢罪挽回自己失礼的过错，体现了第一代创业者心中所残存的君臣之义，可随着家族财富和权力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这种个人感情终究会被既得利益所取代，君臣之间的感情也就不会那么纯粹了。

晋襄公即位初期对国家大事没有插手的机会，只能怯生生地看着这些功勋卓著的老臣们四处扬名立万，自己也经常会像一个吉祥物一样，让这些财大气粗的权臣们前呼后拥到处抛头露面。这些都对晋襄公的心理状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为他后来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俗话说，年轻就是资本。晋襄公虽然斗不过这些专横的强卿，可只要假以时日，机会总是会有的，为此他整整等待了六年的时间。在他即位的第六年，一批文公时期的老臣先且居、赵衰、栾枝、胥臣等人相继去世，这就给晋襄公着手进行人事调整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随着秦晋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晋楚在中原利益冲突的沉渣泛起，军功阶层的发展又经历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他准备着手亲政的时候，国内早已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以他的资历根本无法撼动。而在这其中，又以先氏和赵氏所构建的联盟最让人感到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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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赵联盟的形成

说起先赵联盟的形成，就不得不提赵衰这个人。

赵衰字子馀，谥成子，又号成季，早年是晋文公随亡的五贤士之一。依照《国语》《左传》等文献的论述，赵衰在文公班底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狐偃，不过从回国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晋文公似乎信任赵衰要更多一些。

在建立三军六卿体制、确立将帅人选的时候，文公几乎是对赵衰言听计从：赵衰认为郤縠有德有义，文公就任命郤縠、郤溱为中军将、佐；赵衰认为狐偃有“以德纪民”之功，文公就任命狐毛、狐偃为上军将、佐；赵衰认为“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文公就任命栾枝、先轸为下军将、佐，到后来先轸提拔了，胥臣也如愿进入了内阁。城濮之战后狐毛去世，赵衰认为先且居有功，文公就把先且居提拔为上军将。赵衰多次辞让卿位，晋文公也从来不会怨恨，反而是一再相劝，甚至到后来还特意为其举行了一场清原之蒐，可见君臣二人的情谊之深厚。

传统史料通常会将晋文公与赵衰这对搭档描绘成君命臣贤的典范，对赵衰数次谦让卿位的举动更是盛赞有加。但依照我们之前的分析，赵衰之所以一再辞让卿位，与其当时所处的局势有极大的关系。

文公回国初年，因在国内缺乏支持、地位尚不稳固，大力提升公族地位、抬高居守贵族的贡献，在提拔六卿之时，也以公族、居守作为首要条件。赵衰既非公族、也非居守派大夫，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自然不敢贸然忝居高位成为众矢之的，其推让卿位以求自保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赵衰也算是以退为进，他充分运用自己受文公信任的政治优势，不断举荐那些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为卿。这些人获得权位之后，自然会感念赵衰的恩德，这就为他进入卿列后的快速晋升提供了基础，更为先、赵联盟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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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从有关赵衰“三辞”的记载来看，其第二次辞让就是让给了栾枝、先轸，也就是说，先轸能够进入卿列，并在战场上施展才华，与赵衰的举荐有很大的关系。当先轸已然成为中军元帅，以他的权威让先且居进入内阁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碍于面子他可能不方便提出。赵衰不失时机地以“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为由，第三次辞让卿位，极力推举先且居直接擢升内阁排名第三的上军将，可以说是暗合了先轸的心意。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晋文公二年时，晋国从王室敲诈来了八座城池。对于这些土地究竟该如何封赏，晋文公拿不定主意，曾询问过勃鞮（也即寺人披）的意见。
勃鞮回答说：“我听说当年赵衰随您流亡的时候，有一次他背着食物、捧着米粥追赶大部队，自己都快饿晕过去了，却一口都不敢吃。”

经他这一提醒，晋文公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老兄弟，一时间热泪盈眶，然后情之所至，封赵衰为原大夫，封狐毛的儿子狐溱为温大夫。

这本是非常美满的一件事，若要放在别人身上铁定就接受了，可赵衰是谁啊？文公三次授予卿位，他都坚辞不受，怎么可能会在无尺寸之功的情况下接受土地封赏？

实际上，就在这次封赏的两年后，也就是城濮之战爆发时，统帅三军的先轸就已经开始被称为“原轸”了。一直到三十多年后的邲之战时，其后人先縠还常被人称为“原縠”，可见原地最后是封给了先轸。

也就是说，晋文公曾封赏赵衰为原大夫不假，但赵衰并没有接受，而是让文公转封给了先轸。由此可见，赵衰与先轸之间的个人交往，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这样一来，赵衰对于先轸既有举荐拔擢之恩，又有转赠封地之义，两家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也非同一般了。

晋文公八年，在国君的一再坚持下，赵衰终于入阁为卿担任新上军将，在十卿中名列第七位。不久后狐偃去世，先且居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补充副将，晋文公便以“三让不失义”为由，将赵衰提拔为上军佐与先且居组成搭档。到先轸、郤溱去世后，两个人更是携手双双进入中军，分别担任中军将、佐，直到襄公六年两人先后谢世。

先轸父子与赵衰在文襄时期相互帮助、相互提携，由此建立的革命友谊，自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夷之蒐时，先且居的儿子先克会这么中意赵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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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先氏、赵氏的能量虽大，可若要仅凭他们两家人冒头，要想否决晋襄公的提议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这就必须要依靠其他家族的强力支持。而在这方面，赵衰的长袖善舞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遍历文公时期进入五军十卿行列的大夫，如郤縠、郤溱、狐偃、栾枝、胥臣、先都、箕郑父、胥婴，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赵衰的举荐，这些人背后所代表的家族也都因此受益，自然也会对赵衰平添好感，这就为后来赵盾的上位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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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衰不仅仅跟大家族关系搞得好，跟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弱势地位的群体也都给与了特别的关怀。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氏和韩氏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

韩氏的始封之君韩万是曲沃桓叔的幼子，在献公时期属于如假包换的“桓庄之族”。不过由于早在武公时期就获封韩原分了家，因此当聚邑之围爆发时，韩万这一支并未受到牵连。不过尽管如此，韩氏家族还是为“桓庄之族”的覆灭而心有余悸，在后来的十几年间，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会受到清算，这才不声不响地苟到献公去世。

到惠公时期，由于秦国从龙门渡河入侵晋地，双方在韩原展开激战，当时的封君韩简被受命统领下军，也算是有了卿的地位。本来这也算是个光耀门楣的大好时机，可偏偏时运不济，这次的战争以晋国的全面失败告终，韩简的这个卿的地位也就昙花一现，此后就再也没了着落。

晋文公回国后，受国内守旧势力的影响，按照周礼的原则任命了一大批公族执掌“近官”，为这些公族的再次发展带来了红利，其中就有韩氏。然而不幸的是，恰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韩简和他身体孱弱的儿子子舆先后病逝，偌大的家业就落到了当时还幼弱的韩厥肩上。

这种局面不仅让他们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还让他们在国中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万分危难的时刻，赵衰不失时机地对韩氏施以援手，不辞辛劳地将韩厥抚养成人并委以重任，这个后来三分晋国的强卿家族才勉强渡过了其发展史上又一个艰难的时刻。

有了这莫大的恩情，可想而知韩氏家族会对赵氏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到后来赵氏发生了关乎生死存亡的下宫之役，若不是韩厥的一力保举以及长期扶持，赵氏家族恐怕很难那么快就走出阴影，并重新恢复生机。韩厥死后，其子韩起与赵武领导两个家族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报团取暖、相互扶持，共同把持晋国朝纲三十多年，更是为后来两家瓜分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们常把“秦晋之好”当做是友好和谐的典范，不过要说起春秋时期最坚不可摧的友谊来，赵氏与韩氏之间的友好关系绝对是要排第一位的。从赵衰抚养韩厥开始，一直到后来三家分晋，两家一直都亲密无间，很少会发生龃龉，这种长期的联盟关系，是谁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一切又都是赵衰打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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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而不实

关于赵衰的事迹，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案例，是关于阳处父的任职。

按照史料的记载，阳处父是一个特别善于做表面文章的人，成语“华而不实”最初就是用来形容他的。《左传》和《国语》都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阳处父到卫国访问，返回晋国时路过宁邑，住在一家嬴氏商人管理的旅店中。

宁嬴氏大概也是一个有志向的人，看到阳处父仪表堂堂、很有贵族风范，认为他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就想做他的家臣。因此到第二天阳处父起身时，宁嬴氏干脆抛家弃产跟着他走了。

但是出走还没多久，宁嬴氏就又回来了。他的妻子很是不解，就问他：“你不是说阳处父是有德君子吗，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想我了舍不得离开我啊？”

宁嬴氏很是气恼地回答道：“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之前没跟他没讲过几句话，只看到他仪表堂堂所以极为倾慕。可实际交往了几天后，发现他浅薄的灵魂根本配不上那高贵的皮囊。

至于阳处父如何浅薄的，《左传》上说：

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阳处父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君子要懂得用刚柔并济的办法来克制人的本性，可阳处父却不懂得这些道理，只会一味地以刚强取胜，必然不能长久。第二，就是华而不实，总以为自己有才华，于是便处处压低别人，这样很容易聚集怨恨，不是长久之象。

关于这一点，后来有个叫伯宗的大夫，他的妻子就认为：

“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

阳处父的确很有才华，但是他总喜欢高谈阔论表现自己，丝毫不顾及旁人的感受，难免就会把别人压下去而惹来怨恨。春秋后期赵氏宗主赵武（赵盾之孙、赵朔之子）也评价说：

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称也。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的确很正直、很廉洁，但最后没有能够保全自己，说明他只是有才，但是无智，是不值得去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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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中的表述与《左传》略有不同，但大意都是在说他外强中干、华而不实：他的观察力很是敏锐，这就让他外表看起来很有才智，可实际上内心修养不足，于是就处处显摆，把别人都压下去，这就会无形中集聚怨恨并招来灾难。

综合起来，宁嬴氏认为跟着阳处父也落不下什么好，到最后恐怕非但享受不了荣华富贵，反而还要受其拖累，所以就回来了。

不过，正是因为他华而不实，给人的感觉就总还是有才华的。因此早年晋文公在给太子欢（驩，也即晋襄公）选太傅的时候，就想到了阳处父，为此他还特意向胥臣询问意见。但胥臣对阳处父显然是不认可的，但又不好直接驳斥国君的意见，于是便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带到一边去了。

晋文公一再追问，他就说太子为人贤良，学习文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优秀的品质，言外之意就是阳处父对于太子成长不会有什么教益。但是后来阳处父终究还是做了太子太傅，大概就是出于赵衰的举荐，而这件事也就成了晋文公永远都无法弥补的错误。

在晋襄公七年的夷之蒐上，以先克为首的勋贵集团联合否决了晋襄公早已拟定好的人事调整方案，并一致推举赵盾、狐射姑担任中军统帅。晋襄公的意图无法施展，便故意将狐射姑推上了元帅宝座，试图在狐、赵之间制造矛盾，以实现钳制赵、先联盟的目的。而正是得益于赵衰提前布好的棋局，从卫国出使归来的阳处父及时出现，命令全军改蒐于董，并且私自更换了赵盾和狐射姑的位置，这也足见赵衰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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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夫之乱

站在赵氏家族发展的立场上看，
如果说赵衰是一名精耕细作的耕耘者，
那么赵盾就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收割者。

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
如果说晋文公是苦心孤诣加强君主集权、维护政治稳定的面壁者的话，
那么赵盾就是深悉其内心弱点、善于见招拆招的、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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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盾自小生在戎狄、长在戎狄，在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又长期与父亲分离，没有接受过礼乐诗书的熏陶。这些经历让他渐渐养成了刚烈的性情，与温文尔雅的父亲赵衰放在一起，就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与赵盾竞争执政之位的狐射姑在逃亡到狄国时，曾对此有过一个独到的评价：“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冬日之日，犹如雪中送炭，能让人在严寒中体会受到一丝温暖，令人感到可亲可敬，这正是赵衰性情的真实写照。而赵盾则恰恰相反，他擅于争名夺利、独断专行，对待敌人手段残酷，对待朋友也毫无顾忌。这就好比是酷暑时的阳光，让本已汗流浃背的旅人更添焦灼感，令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

赵衰对于国内氏族的谦恭有礼，为赵氏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足够强大的政治资本，使得赵盾执掌晋政成为了必然。而赵盾甫一出场就以老辣的权谋、残忍的手法、凌厉的气势和无底线的行事作风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尤其是在晋襄公去世后（公元前621年），晋国再次进入了主少国疑甚至是长期无君的局面。为了彻底打压反对势力，赵盾与国内外各方势力频频角力，在短期内垄断了一切军政大权，成为炙手可热的执政，从而荣登列国“大夫秉国政”第一人的宝座，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进一步下移涂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赵盾雷厉风行的性格固然可以让他快速集中权力，但也不可避免地位自己树立了不少的敌人。这其中，对赵盾怨恨最深的自然非士縠和梁益耳莫属。

关于士縠和梁益耳的出身和主要事迹，前文已经有过一段介绍。夷之蒐时，晋襄公原打算将他们推上中军将、佐的位置，却不料遭到先克的阻挠，使得这样两位深孚众望的老臣，不仅没能在中军担任应有的职务，甚至连六卿的行列都没有进入，心中对赵盾的怨念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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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与赵盾有怨的人还真不少。

比如箕郑父和先都二人，他们在襄公时期五军十卿体系中虽排位不高，却也是早已身居要职的老人了。按照襄公的计划，二人本来有可能统领上军，地位有所上升的，却不料人事安排被赵盾和先克这帮年轻人搅局，两次蒐礼结束后地位非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在六卿之中居于末位。尽管在狐射姑出奔后，六卿向上顺延，箕郑父勉强到了上军将的位置，但由于看不惯赵盾和先克的作为，不愿屈身其后，心中也颇有怨言。

如此一来，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赵盾、先克为首的执政联盟，一派是以箕郑父、先都为首，以士縠、梁益耳为辅的反对党联盟。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蒯得的大夫，因怨恨先克为人霸道，仗着自己祖、父两代都是正卿，抢夺了他的堇阴之田（万荣县），从而站在了反对党一边。

反对党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权位，就产生了军事政变的念头。

灵公二年（公元前619年）冬，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五个人联合起来，鼓动民众发动政变，并于当年十一月（周历次年正月）初二日，杀死了中军佐先克。

赵盾迅速镇压了此次叛乱，先是于半个月后，也即十一月十八日，捕杀了先都和梁益耳；两个多月后（次年正月末，周历三月二十八日），又将屠刀伸向了箕郑父、士縠和蒯得。一场剧烈而短促的内乱，在赵盾的铁腕之下迅速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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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夫之乱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新的内阁成员迅速凋零殆尽。

按照前后的情形来推断，狐射姑出奔后任命的六卿成员分别是：赵盾、先克，箕郑父、荀林父，先蔑和先都。

这其中，内阁排名第二的中军佐先克被五大夫杀害，排名第三、第六的上军将箕郑父和下军佐先都受诛，再加上之前逃亡秦国的下军将先蔑，原本的六卿就只剩下赵盾和荀林父两个人了。

为了补充卿位的空缺，赵盾只得提拔荀林父为中军佐，并以郤缺、臾骈统帅上军，栾盾、胥甲统帅下军，组成新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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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内阁

从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的夷之蒐开始算起，到五大夫之乱被平定的晋灵公三年（公元前618年）为止，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晋国内部就爆发了数次冲突。赵盾凭借残酷的手段，先后导致了狐射姑、先蔑和士会的出奔，先克、阳处父及二卿三大夫，乃至于文公两公子的惨死，秦晋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其斗争的广度、烈度相比于过去的历次冲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伴随着一系列冲突的尘埃落定，赵盾虽牢牢掌握了执政的权柄，但也因行事风格过于凌厉而印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这一切到四年后（晋灵公七年，前614年）的诸浮会议上，得到了集中的爆发。

诸浮会议的举行，其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对去年河曲之战的无功而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按照之前的介绍，河曲之战秦军大举来犯，赵盾采取臾骈深垒固军以疲敌的计策坚守不战。但秦康公却识破了晋军的部署，派人到赵穿的阵前挑战，诱使其孤军出战，导致晋军原有的部署被完全打乱。为了援救赵穿，赵盾带领三军悉数出动，尽管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没有对秦军造成预想中的致命打击，这让大家脸上都有些挂不住。

在晋国人的印象中，秦国人虽然跟自己不对付，可打起仗来还是很实在的。如今突然变得这么狡猾，这也太反常了。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原来是有高人指点，而这个高人不是别人，正是在秦国避难的晋国大夫士会。

与此同时，自狐射姑出奔赤狄之后，狄人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滋养渐渐强盛起来，对晋国东线的安全也构成了挑战，从而让晋国在东西两线的作战压力都骤然增大。

人们为此感到十分忧虑，心里或许都开始暗骂赵盾了：要不是因为你做事太霸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负罪出逃？要不是这些流亡在外的人出谋划策，我们至于被打他们搞得这么狼狈吗？……

每天骂的人多了，赵盾也感觉气氛有些不对，于是不得不在各方的压力下，召集军中将领于次年夏天，在诸浮举行了一次高级别的秘密会议，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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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赵盾给到场的大夫们出了一个选择题，让他们畅所欲言展开讨论。他简要地帮大家温习了一下当前面临的困境，说：

“如今晋国东有赤狄蠢蠢欲动，西有秦国频频举兵，两国时刻威胁着我们边境的安宁。而帮助他们的也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在赤狄的是贾季（狐射姑），在秦国的则是随会（士会）。这两个人很熟悉我晋国的内情，有他们为敌国出谋划策，恐怕我们要疲于奔命了。为了缓解晋国双线作战的压力，我想请大家议一议，究竟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

狐射姑与赵盾有着深仇大恨，是争夺元帅地位的最大对手，但凡对晋国过去几年的斗争有所了解，就不应该忽略这一点。因此在赵盾的心目中，狐射姑这个选项压根就是陪榜的，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与会人员只要按照他的意见投票，就保准不会出什么问题，然而意外的是，荀林父却偏偏不给他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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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先着重介绍一下荀林父其人。

荀林父出自姬姓荀氏，其祖父是晋献公时期的重臣荀息，又称原氏黯。原氏黯虽是姬姓大夫，但却并非出自晋国公族，而是和赵氏、士氏一样属于纯粹的外来户。原氏黯来到晋国的时候，正是七十年曲沃代翼内乱的最后阶段，因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晋武公得国后将其封于荀地，因此后来便以荀为氏，而原氏黯便开始以荀息的面目出现。

荀息的事迹主要有两件，最让他名声大噪的是献公晚年的假途伐虢之战，荀息略施巧计就将虞、虢两国兼并，由此也显示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然而以荀息的才智，却也是一个愚忠之人，对国君的意旨哪怕明知是错的，也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在献公弥留之际，明知骊姬母子受人怨恨，无法长久保持君位，却依然义不容辞地接受了献公的临终嘱托，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荀息之后，整个荀氏在惠公时期都无所作为，到了晋文公时期，才有了荀林父担任文公御戎的记载。而在荀林父之前据说还有一代，按照世本的说法，荀息之子、荀林父的父亲，是一个叫做逝敖的人，不过太平御览却说这个人叫做舞嚣，由于史料阙如，只能略去不表。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组建三行，荀林父被任命为中行将，但到文公八年（629BC）三行又被改编为新上、下两军，这也就使得荀林父成了晋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过中行将职务的大夫。大概是为了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职位，荀林父从此便以中行为氏，成为晋国中行氏的开创者，故而又常被称为中行伯、中行桓子。

三行裁撤之后，荀林父似乎没能进位为卿，一直到襄公七年（621BC）的夷之蒐后六卿名单中才有了他的名字。在这几年间，伴随着晋国内争外斗的血雨腥风，荀林父的仕途也步入了快车道，在内阁里排名不断上升，并最终于晋灵公三年（618BC）升格为中军佐，地位仅次于赵盾。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原下军将先蔑的关系。先蔑与先轸、先且居父子，以及参与五大夫之乱的先都应为同族，但政治取向却并不一致。晋文公组建三行时，曾以先蔑为左行将、屠击为右行将，与荀林父也算是早有渊源。三行被裁撤后，此三人似乎都未跻身卿列，直到襄公去世之后，荀、先二人才双双进入六卿，并于狐射姑出奔后分列上军佐和下军将的位置。

令狐之战爆发前，担任下军将的先蔑受赵盾指派，与士会一道去往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出发前，荀林父念着双方长期的同僚之谊，曾好言相劝道：“夫人和大子都在国内，却要舍近求远去国外寻求新君，这事儿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担心会因此给您惹来麻烦啊！另外，迎立新君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完全可以找人代理，何必亲自趟这趟浑水呢？身为您的同僚，就必须要尽到同僚的职责，我建议您不如以生病为由推掉这趟差事，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然而先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终究还是应下了这个差使，结果还真被荀林父言中。令狐之战赵盾带兵夜袭秦军，先蔑自知已不容于晋国，便只好与士会一起逃亡到秦国，从此再也没能回国。

这段故事既可以反映出荀林父的性情，同时也可以看出，早在赵盾与狐射姑争权之时，他便已经开始与赵盾暗中较劲了。只是在各派势力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下，荀林父能够做到持中守成，凭借着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和老好人的性格左右逢源，这才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中幸存，并由一个普通的大夫一跃而成为晋国政坛上的二号人物。

然而祸福总是相伴而生的，在政治强人的统领下，晋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被牢牢地掌握在赵盾一人手中。荀林父虽贵为中军佐，在内阁中排名第二，可在当前整个六卿体制之中属于绝对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