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根据《左传》记载，河曲之战爆发时的六正分别由赵盾、荀林父，郤缺、臾骈，栾盾、胥甲六人担任。

这其中，上军佐臾骈的履历最为简单。

令狐之战爆发前，狐射姑因斗争失势投奔狄国，但因走得匆忙，把家眷都留在了国内。为了对失败者给予人道主义关怀，赵盾决定将狐射姑的眷属都送到狄国，而护送狐氏家眷的重任便是落在了臾骈的头上。

这个安排是极有深意的。据路边社消息报道，臾骈起初似乎是狐氏的家臣；又据《左传》的记载，夷之蒐时狐射姑曾对他有过羞辱的举动，因而对狐射姑恨之入骨。赵盾明知二人不对付，却还要命其护送狐氏家眷，显然有借刀杀人的意图，臾骈的臣属也多有此意。

然而臾骈却是一个正人君子，眼看家人群情激愤，他还忙出面劝阻说：“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不管你跟他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都不应该连累到他的家人。
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这次护送狐氏家人出境，是赵盾他老人家派给我的公事。他老人家要对狐氏施以恩惠，我却反其道行事，这是对他老人家的不忠；借着他老人家的权势去报私仇，这是狗仗人势，也算不得是勇敢；为了一时的怨气而增加狐射姑的敌意，这也不是明智之举。他老人家一定是相信我不会做这不忠不勇不智之事，所以才对我委以重任，我怎么能辜负他呢？”

臾骈的这番话有理有据有节，着实是精彩万分，但至于是不是赵盾的真实本意，其中的关节便不好妄加揣测了。但总之，作为赵氏的臣属，却能身居下军佐的高位，可见赵盾对其信任是不打折扣的，这也就坐实了臾骈赵党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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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提到的上军将郤缺。

郤缺本是惠公时期重要谋臣郤芮之子，火烧公宫事件爆发后，郤芮被秦穆公诱杀于王城，其封地冀邑被没收充公。作为罪臣之子，郤缺虽未收到株连，但却也被褫夺了爵位贬为庶民，在过去封地冀邑的郊外以务农为生，想要恢复过去的生活其希望显然太渺茫了。然而，正当他准备籍籍无名地度过这一生的时候，转机却突然出现了。

据《左传》记载，有一次文公近臣胥臣路过冀邑郊外，看到一对农家夫妇在田野中相敬如宾，场面十分庄重。按理来说“礼不下庶人”，这种在郊外种地的农家夫妇只要有口饭糊口就可以了，那种空耗精力、财力的礼仪对他们来说既无必要、也没有学习的途径，可他们怎么就会懂得这么多呢？

胥臣感到十分好奇，于是就上前询问，这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位农夫便是郤芮的儿子郤缺。即便是身在草莽，也依然保留着贵族的风度，此等气节令胥臣感到十分钦佩，于是回去后便将其举荐给了晋文公。

晋文公犹记得当年火烧公宫的场景，因此有些疑虑，就反问说：“他的父亲罪大恶极，让他来担任大夫合适吗？”

胥臣的回答是这样的：“当年虞舜惩办罪人将流放了鲧，可后来却启用了他的儿子禹；齐桓公对管敬仲恨之入骨，可最后却是因为他才成就了霸业。如果郤缺的确是贤良之人，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去计较他的父亲做了什么坏事。”

这些话晋文公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反正最后郤缺的确是被任命为下军大夫，实现了人生中最不可能的跨越。到了襄公元年（前627年），郤缺在箕之战中生擒白狄的君主立了大功，襄公大喜过望，于是便大赏功臣，为表彰胥臣举荐贤臣之功，襄公以先茅之县重赏胥臣；对于郤缺则是重新将冀邑封给他，还任命了一个没有实际领兵权力的卿职。到了十几年后的河曲之战时，郤缺又列入六卿，成为晋国最高领导层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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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缺作为一名罪臣之子，从一名农夫到恢复大夫的地位，又从普通大夫晋升为卿，甚至最后成为晋国执政，塑造了一段人生实现完美逆袭的励志传奇。而在这段励志故事的开端，胥臣的举荐可以说是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这次偶遇，那么后面的所有故事都没有可能发生。

因此，胥臣可以说是对郤氏家族有再造之恩，郤缺无论如何报答都不为过。然而吊诡的是，后来赵盾去世，荣登执政之尊的郤缺对于胥臣似乎并无感恩，反而是将胥臣之孙胥克的卿位废掉，为的只是将赵盾的儿子赵朔照顾到六卿的序列，可见其早已投入到了赵盾的麾下。

至于郤缺为何会恩将仇报，史料中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我们只能据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依照之前的种种迹象来判断，胥臣尽管博学多智，但在文公心目中的地位，显然比不得赵衰。因此他虽然举荐了郤缺，但却没能打消文公的疑虑，最后很可能是在赵衰的推动下才勉强成行。

其次，郤缺在箕之役中立了战功，襄公也把冀邑复封于他，但却只是授予了一个卿的虚名，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职权。这也就意味着，国君对于郤缺罪臣之子的身份始终是介怀的，也就无法真心诚意地对其委以重任。郤缺尽管重回朝堂，可周边人却总是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这就好比是把一个刺配的犯人放到了闹市中让人围观，这种滋味恐怕比在田里劳作还要难受，由此对郤缺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郤缺真正走出父亲叛乱造成的阴影，重新光耀郤氏家族的门楣，还要等到赵盾执政之后。令狐之战爆发时，六卿之中还没有郤缺，而到五年后的河曲之战时，郤缺的名字便赫然在列了。这也就意味着，最晚到灵公三年五大夫之乱平定之后，郤缺便被赵盾举拔为上军将了。正是从这一刻开始，郤缺终于摆脱了有名无实的窘境，成为真正掌握实权的下卿了，这份恩情自然要记在赵盾的身上。

下军将栾盾、下军佐胥甲在史料中留存事迹不多，但从赵衰举荐栾枝、胥臣的过往来看，栾、胥两家与赵氏的关系也不会太差。尽管因行为孟浪，下军佐胥甲并不受赵盾的待见，但因其与赵穿很合得来，因此也算是赵盾执政团队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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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赚士会

赵盾本就有执政之尊，如今又有郤缺、臾骈、栾盾、胥甲的支持，身居中军佐之位的荀林父自然也就被彻底孤立了。不过好就好在，荀林父虽在内阁中被架空，但却有极好的名望。当此民意汹汹之时，荀林父尽管无法与实力雄厚的赵氏班底相抗衡，但至少可以通过召回一个得力的助手，来为自己分担压力——若是能迎回狐射姑，那是再好不过的。
可问题是，他明知赵盾心有所属，就算是他说破了天也不可能让狐射姑回来，那么身处局中的他又为何要犯糊涂呢？

这就要从士会所在家族发展的角度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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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士会也是显赫的名门之后。其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尧帝时代，晋国前身唐国所在的地理范围，在商末周初时便是这一支祁姓家族的属地。西周初年，因参与三监的叛乱，祁姓陶唐氏被整体前往王畿内的杜邑，因而又改成了唐杜氏。西周末年，因宣王听信谗言杀死了杜伯，杜伯之子杜隰叔逃奔晋国落脚，从而发展成了晋国的异姓贵族祁姓士氏。

得益于曲沃代翼后晋国摒弃公族的政策导向，隰叔的子孙士蒍因诛杀桓庄之族一事成为献公时期的红人，但到他去世后，士氏家族的发展却步入了一个低谷。特别是在文公时期，由于晋文公倡导爱亲尊贵的政策导向，而身为异姓大夫的士氏家族又无从亡之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其间的两代宗主士缺（成伯）及士穆子更是严重缺乏存在感。

好不容易到了襄公时期，士氏家族借士縠的势头有了一定的起色，却不料只是昙花一现。由于赵、先联盟的连番阻挠，原本受襄公青睐，首开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会盟，并一度成为晋国执政热门人选的士縠，在夷之蒐上入常受阻而发动叛乱，最终死于赵盾之手。

诸浮会议上所讨论到的士会，正是前述士氏家族宗主士蒍的孙子，士缺的幼子，士穆子的弟弟。因在家中排名最幼，故而又被称为士季、随季。而那个时运不济，在夷之蒐上受到打压因怨生恨而枉死的冤魂，则是他的亲叔叔。

士会第一次抛头露面还是在文公时期。当时他随军参加城濮之战，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官职。后来担任文公车右的魏犫在作战中受伤，顶替其担任车右的虢国叛臣舟之侨又是个极不靠谱的人，晋文公左顾右盼也没得选，只好随手指派让士会顶替车右的位置。

伴随着晋国霸业的狂飙突进，士会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也因风借势，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及至襄公去世前后，他就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进阶为一名拥有封邑的大夫了。夷之蒐后的那段混乱时期，正是其成长的关键阶段。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士氏家族再次遭到打击，其叔父士縠叛乱被杀，自己更是因被卷入到狐赵之争，被赵盾算计而不得不流亡秦国。

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导致整个士氏家族都与赵氏为敌，士会对于赵盾的怨恨，恐怕并不比狐射姑少多少。也正是因为如此，赵盾才有所犹豫，在士会和狐射姑之间狐疑不定。荀林父也正是抓住了赵盾的这个心理，极力为狐射姑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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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荀林父心中的小九九，又岂能逃得过赵氏党羽敏锐的嗅觉？他的话刚一出口，就被赵盾一手提拔的郤缺给否决了。郤缺对士会与狐射姑（贾季）的性情进行了对比权衡，认为狐射姑野心太大，如若把他召回来，他绝对不会安分守己甘居人下的，到时候难免又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与之相反，士会作为家中幼子，本是没有继承权的，他能够获得如今的地位，全是靠自己过人的智谋和卓越的军功换来的。一个人能够一步一步从底层爬上来，便应深知富贵来之不易，因此有着“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的个性，是一个外柔内刚、能屈能伸的真君子。更何况，士会本来是没有罪的，出奔秦国纯属情非得已，让他回来也是名正言顺。只要安抚得当，就能将其纳入到赵氏的阵营当中，为自己增加一个朋友。

郤缺的分析句句在理，也让赵盾彻底打消了召回狐射姑的打算，诸浮会议的主要议题也就有了明确的结论。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便是，以士会对晋国深入的了解，以及他在河曲之战中所表现出的才智，秦康公显然不会轻易放人。如此一来，想要如愿召回士会，就必然要费一番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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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目的，赵盾使出了一招苦肉计。他先是命魏寿馀带领魏氏族人发动叛乱逃到秦国，然后假装震怒将其家人全都抓了起来，同时又故意放松看守，让部分人趁夜逃跑。出逃的家人历经艰险、跋山涉水到达秦国之后，对着秦康公一通哭诉，也使得对方不再怀疑魏寿馀叛逃的真伪。

在取得秦康公信任后，魏寿馀就开始鼓动，说要把魏地划入秦国。魏地位于崤山通道北岸，与当年晋惠公所割让的河外列城五隔河相望，其重要性无需赘述。晋国的严防死守让秦国很难向东扩展，如今天上突然掉下了大馅饼，秦康公哪里还有什么抵抗力，霎时间喜出望外，惊喜地询问魏寿馀该怎么做才能接手魏地。

魏寿馀有些难为情地说道：“要找一个熟悉河东情况、能够跟当地官员说得上话的人跟我一起去，这事就会好办些。”

秦康公四下里看了看，就瞅见士会正在一旁站着，就说：“那就让士会跟你去吧。”

士会急忙上前推辞道：“晋国人那可是如狼似虎的一群人，如果他们食言不肯放我回来，那可怎么办？我士会一死微不足道，连累了妻子儿女也不足惜，倒是让君上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时可后悔也来不及了。”

秦康公拍着胸脯说：“你不必顾虑这些，假如晋国人不肯放你回来，我绝不会为难你的家眷，定会将他们送回晋国，如违此誓，天打雷劈！”

有了这个保证，士会这才放心地跟随魏寿馀前往晋国。但让秦康公没有想到的是，早在朝堂会见之时，魏寿馀便伺机踩了一下士会的脚以暗示其真实意图，士会也早已心领神会，打定了绝不回头的主意。这个细节被秦国的一位大夫绕朝看在眼里，却并没有揭穿，他在送别士会的时候冷冷地说道：“你不要欺我秦国无人，以为你们的打算无人知晓，只不过我的话寡君不肯听而已。你我就此别过，后会无期了。”

士会跟随魏寿馀渡过黄河之后，随即便被魏人拥着回到了国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心中自是悲喜交加。直到此时，秦康公这才知道自己中计了，但事已至此，再去怨恨也无补于事，因而便履行承诺，将士会的家人送回到晋国。

不过，根据后来的史料推断，秦康公终究还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尽归其帑。一部分没有回到晋国的家属留在了秦国，改为刘氏，比如后来经常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秦国大夫士雃，据说就是士会的次子，后改名刘轼。据好事者说，刘轼就是刘姓汉室的始祖，其中的真伪究竟如何，就不好做评价了。

另外，根据某些史料中的说法，饶朝识破了魏寿馀的诈降之计，差点让士会和魏寿馀栽在秦国，这件事让士会感到很是后怕。因此在他回国之后，便再施离间计陷害绕朝，终于借秦康公之手拔掉了这颗眼中钉。

士会凭借着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回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六卿的行列，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独立，但多少也感念赵盾的好处，更让赵盾如虎添翼。这就造成了赵盾独断专行、炙手可热的煊赫局面。战国时期纵横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天下只知有某君而不知道有国君”的离间话术，用在如今的晋国可谓恰到好处。

在赵盾辅佐灵公主持国政的这十几年间，不仅荀林父的才能无法施展，就连身为主君的晋灵公也严重缺乏存在感。君卿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冲突，尤其是伴随着国君年岁的渐长，集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冲突便也会愈演愈烈，进而酿成一场惊天惨案——这也是赵盾弑君案件背后的真实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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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世卿世禄制的成型

赵宣子之法

在政治斗争上不择手段，在对外关系上不顾后果，赵盾的一系列举动在激化国内矛盾的同时，更严重削弱了公室的政治权威，不过他的目标显然还不止于此。在确立其领导地位的董之蒐上，赵盾就宣布了一系列的为政举措，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赵宣子之法”。

“赵宣子之法”的具体内容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左传》对其为政举措也只有简略的记载，其中提到：

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这段话的字数不多，但信息量却很丰富。所谓“制事典、正法罪”，就是要制定办事的章程，修订刑法律令。晋国从小国寡民的状态发展到大国的过程，实际上就可以类比为一个公司由小变大的过程。小公司办事靠人情，大公司办事靠章程，但是由于没有什么成熟的管理学理论可以参考，晋国虽然发展壮大了，却没有建立可靠的办事章程，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甚至会引发矛盾酿成冲突。

晋文公在位期间，曾对这种混乱的现象进行过一定的规范，比如“公属百官，赋职任功”“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等等。但他的做法只是搭建起了一个框架，制定了一个总体上的原则，还没有来得及细化规程，因此还是有很多漏洞。

这就好比是一个公司建立了组织结构，也任命了一大堆管理人员，但岗位职责没有细化，行政财务制度没有健全，手续流程没有明确。你虽然知道公司有财务总监、财务经理，还有知道谁是会计、出纳，但是怎么报销差旅费还没有具体规定，所以大家就只能按照原来的习惯去办，办事的时候仍然要靠人情。这个时候有的人关系好，一进门就给你把事办了，有的人跟你关系不好，事情总要拖上个十天半个月，甚至有可能压根不肯办，仍然有可能诱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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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在介绍晋文公为政举措时，曾提到庆郑的例子。韩之战中，由于庆郑在战场上专行不获，不听从统帅调遣，导致晋惠公兵败被俘。事后晋惠公问责起来，当时在场的大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庆郑该杀，因为他的罪行明摆在那里，没有什么好狡辩的；但另一派的大夫就不同意，他们认为晋惠公真要杀掉庆郑反而会落人口实，让人们以为晋惠公是在泄私愤。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晋国没有刑法，一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如何量刑没有具体的标准，如果仅从道德上去衡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不管如何判决总有人会不服。

而到了晋文公时期，随着行政体系的不断健全，晋文公明确了刑罚的标准。在城濮之战时，他正是据此以“奸命”为由先后处决了祁瞒、舟之侨和颠颉。按说这几个人的罪行要比庆郑轻许多，但因为有法可依，晋文公的做法非但没有遭人唾弃，反而是“民于是大服”，《左传》更是大加赞赏，说：“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同样是明正典刑，晋惠公无故滥刑遭人唾弃，晋文公不失赏刑受人称颂，区别就在于此。

赵盾的做法就是在文公新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细化，把文公新政中的漏洞都打上补丁，并将其进一步运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比如其“辟狱刑、董逋逃”的做法，便是要依据新制定的法令，对过去拖而不决的积案、悬而未决的疑案进行一次大清理，对违反了法令却未受到制裁的逃犯进行追捕，以起到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作用。

晋文公要“赋职任功”“官方定物”，赵盾就规定各级卿大夫管理的权限、明确办事的流程；晋文公有“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的政策举措，赵盾便以“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来进一步强化等级秩序、重设废弃的官职，提拔被埋没的人才。

另外，他还提出了“由质要、治旧污”的措施。所谓“由质要”就是要改变过去熟人社会的一些习惯做法，规定但凡有公开的财物往来都要订立契约、建立往来账目，这样一旦有了纠纷也有据可查。所谓“治旧污”按照孔颖达的注疏：“法有不便于民，事有不利于国，是为政之洿秽也，理治改正使洁清也。”这些也都是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宽民利民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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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以上的这些分析来看，被庐之蒐和夷（董）之蒐也算是一脉相承的。赵盾虽然为人蛮横霸道，可总归还是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也的确应该受到表彰。

从《左传》当时的语境来看，赵盾默认赵穿做出弑君的举动，孔子都能称赞他“古之良大夫也”，如今能够制定如此良法，孔夫子真能舍得批评吗？这还真不见得。

赵盾去世大约一百年后，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彼时赵盾的后人赵鞅与中行氏宗主荀寅一道，在汝滨修筑城池，并向当地百姓征收了一鼓铁铸造了一尊铁鼎，并将法律条文铸刻其上，是为晋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孔子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这部法令的强烈愤慨：

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这里提到的“宣子”是范宣子士匄，不过孔子也指出，“范宣子之法”的核心依旧从“赵宣子之法”脱胎而来的，是赵盾在夷之蒐改制带来的结果。而夷之蒐的成果，在孔子看来，是“晋国之乱制也”。

之所以会作出如此判断，其首要的原因在于，夷之蒐上晋国三次更换中军元帅，引发了后来长达三年的混乱，这与赵宣子所颁布的法令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所谓的“赵宣子之法”根本就是祸乱之源，是不足以用来指导政治生活的。

其次，晋国自唐叔虞立国以来，一直遵守宗法制的原则，让卿大夫按照贵贱等级的差别各守本分，百姓也能敬重这些上位者，于是就有了法度。后来到春秋时期秩序混乱了，贵贱等级的原则没人遵守了，文公就作被庐之法、设立了执秩之官来监督大家各归本位，国内秩序恢复如初，这才当上了诸侯盟主。

而“赵宣子之法”则完全抛弃了礼法原则而使用刑法，倡导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完全是胡闹。老百姓一看这刑法的条款，知道怎么做会获罪，怎么做就能免刑，他们对于贵族大夫的恐惧感也就没有了，也就不会再尊重这些贵人，这样的国家还如何治理？

换句话说，晋文公之所以能够称霸，靠的是“以礼治国”，而“赵宣子之法”则恰恰相反，靠的是“以法治国”。赵盾行政的重点更多的是关于刑法内容的制定，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卿大夫私有产权的保护，这些条款对国君权力的稳固是不利的，更与晋文公以强化国君的集权能力为主旨的“执秩之法”背道而驰。

由大夫主导立法权，且改革的内容又与宗法制原则相背离，彻底打破了宗法制的堡垒和国君在制度上的护身符，从而造成国君权力的加速下滑，这种种的作为足以将赵盾推上礼崩乐坏第一功臣的宝座。

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孔子看来便已经是“礼崩乐坏纲纪不存”的无道乱世了，这种“无道”的局面刚刚盛行了几十年的时间，便又在赵盾的推动下，进一步跌落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黑暗之中，恐怕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也难怪，孔子会不无痛惜地发出“夷之蒐，晋国之乱制也”的叹息。

话虽如此，你要说赵盾完全不把宗法制当回事，倒也不尽然。正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礼法的原则事无巨细，我只选择对我有利的。赵盾在以法治打破国君护身符的同时，回过头来却用宗法制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金衣铠甲，试图为已得利益保驾护航，这幅铠甲便是饱受诟病的世卿世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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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族制度

战场之上没有赢家，名利场上也没有谁能够一直开挂。作为周礼世界的第一大魔王，赵盾显然不会满足一时的煊赫，浮皮潦草也绝对不是他的风格。

算起来，到晋成公回国时，赵盾执政也到了第十五个年头了。当初年仅三十余岁、意气风发正当年的赵盾，此时已年近五十，也算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人生近黄昏，总会不自觉地顾影自怜。此时的赵盾尽管大权在握，心中却很难说有多少喜悦。尤其是在经历了刚刚过去的那场宫廷夜宴之后，赵盾就总会感到脊背发凉，让他始终无法安然入眠。

见惯了血海厮杀，赵盾深切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朝权倾朝野呼风唤雨固然可以带来一时快意，可谁也无法保证手中权势就能长盛不衰，家族基业就能万古长青。一旦孤儿寡母的美好时代随风而去，君主生杀予夺的权力，随时都可以将自己到手的一切都打回原形。

因此，当迎接成公的车驾从成周返回，华贵的车盖从地平线上逐渐隐现的时候，赵盾的内心就充满了莫名的压抑和忐忑。看到晋成公落寞的身影，赵盾也会想起晋文公最为辉煌的时候，这强烈的反差又总让他为后事而忧心不已。当国君在武宫举行朝祭，一班公族大夫鱼贯而入，而自己虽身为正卿却只能在门外驻足，这样的场景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或许，正是从郊外迎接新君回国的那一刻起，在赵盾的心中，便隐然升起了另外的一个念头。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利益，提升家族的地位，在赵盾的极力鼓动下，晋成公回国之后很快就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也即人们所称的“假公族政策”：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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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在献公时期立下了“无蓄群公子”的法令，公室子弟通常都会流落国外，因此便不再设公族大夫的职务。不过，广义上的公族，也即与国君有亲缘关系的远支公族仍然长期活跃在晋国政坛上。

晋文公回国之时，为了获取这些远支公族的支持，特意遵循了守旧原则，任命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十一个正牌公族执掌近官，其余诸姬之良和异姓之能，则被排除在外，算是从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献公的极端做法。但晋文公并没有废止“国无公族”制度，更没有恢复公族大夫的官职。

为了笼络讨好国内的贵族，晋成公不得不重设公族大夫的职务，并将诸卿家族都列入公族序列，这也就形成了一个由远支亲族和异姓贵族构成的所谓的“假公族”群体。假公族的适子（也就是被确立为继承人的儿子，通常为嫡长子）被确立为公族大夫，并赏赐给田土。其他的嫡子为公族余子，又称公路；庶子则称为为公行。

假公族毕竟是假的，与血亲关系显然无法比拟，更不可能为维护君权而摇旗呐喊。因此认干亲的政策除了能够缓解紧张的君卿关系之外，国君并不能从中得到多大实惠，反而是对于异姓卿来说，此举却可谓意义重大，是打破公族与异姓卿之间身份界限的惊天之举。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异姓大夫在晋国建功立业、大放异彩，但无论他们在军中的身份有多尊贵，在这个国家里也终究是外人，他们只能在疆场上卖命，却不能参与国君的核心决策。比如文公所设立的近官序列中，有一些职负责宫廷事务、协理宗族关系的职务，异姓大夫都不能插手。当君权能够与卿权分庭抗礼，还有凌驾于卿权之上的可能，甚至对卿的任免以及权力行使发号施令的时候，作为国君身边人的近官地位自然不可小视。

此外，在对鬼神信仰大行其道春秋时期，宗教权力天然要高于世俗权力。那些如卜、祝、筮、史等在今天看来无关痛痒、也没有什么实际权威的官职，由于掌管着沟通天地鬼神的功能，其地位天然要比军中元帅高一截。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赵盾掌握了军政大权，在国内呼风唤雨、予取予求，却在与一名史官的斗法中败下阵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将“赵盾弑其君”五个字刻在竹简上，任由其将自己的恶行宣告诸侯而不敢发作。

这种隔阂感让赵盾如坐针毡，生怕哪一天家族失势，自己的一切努力都要付之东流了，因此才不遗余力在颁行“赵宣子之法”后更进一步，推出所谓的假公族制度。其目的，无非是想趁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为子孙后代构建一个坚实的堡垒，以抵御随时可能复兴的君权。

与此同时，赵盾所构建的假公族并非对所有人都开放，只有具备了一定权威的人——也即“宦卿之适子”——才能跻身公族大夫之列。这就为公族大夫设立了相当高的门槛，使得一些原来具有近官身份的正牌公族，因为缺乏军政权力而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特权；而在三军六卿体制中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则既可以享受军政大权带来的红利，亦可以以公族大夫的身份为保障，进一步巩固既得利益。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导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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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卿世禄制的最终成型

周礼虽然秉持“亲亲上恩”亦或者“爱亲尊贵”的原则，明确在选拔官员、任命卿相时，要以与国君血缘关系的远近和地位尊贵与否，作为首要判断标准，但对世卿世禄制，却持有坚决反对的态度。比如在《公羊传·隐公三年》中曾提到：“世卿，非礼也。”世代承袭卿大夫的职务并不符合周礼精神。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也大都遵循这个原则，在任命卿职时，主要是从与国君关系最为亲近的公子当中选择。只是由于公子的身份太过于招摇，经常会因其血缘对国君的地位构成威胁，这才渐渐被各国君主所疏远，进而在远支公族，甚至是异姓大夫中选择任用。但即便如此，为了防范卿大夫权力过盛，肆意主导国君的废立，各国君主依然有意地回避卿大夫地位的世代传递。

比如在献公、惠公时期，晋国的卿位便从不固定，在短短四十年间，先后有士蒍、申生、里克、荀息、罕夷、韩简等多人出任卿职。即便是到晋文公设立“三军六卿”体制，卿职开始固定化以后，六卿大权曾先后被集中在郤氏、先氏、狐氏、胥氏等家族手中，甚至还出现了先轸、先且居父子先后出任正卿的先例，但卿位世代传递仍然没有成为国君案头上的必要选项。其主要依托的选拔方式，是通过贵族大会民主协商——也即所谓的蒐礼——来确定六正人选，而在这其中国君的意见占有很大的比重。其子襄公在夷之蒐上所预设的人事安排，特意将卿位世袭完全摒弃在外就是明证。

但晋文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设计只有在国君威望较高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一旦国君幼弱无法发挥影响力，这个漏洞反而就成了卿大夫挟制君权的利器。而不幸的是，晋文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会在正当壮年的时候突然离世，更想不到，在他去世后的二十年间，连续两任君主都是幼年继位，这就给卿大夫利用漏洞扩充权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作为晋文公制度设计最成功的破壁者，赵盾既然发现了这个漏洞，就决不允许被其他人利用，转而侵蚀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全面掌管了军政大权后，赵盾便逐步关闭了六正人选自由竞争的大门，转而在自己的利益联盟之中进行选拔。

最早在五大夫之乱发生后，赵盾先后将党于赵氏的郤缺（郤芮之子，郤縠、郤溱之侄）、栾枝之子栾盾、胥臣之子胥甲编入内阁。晋灵公十三年，由于与胥甲有隙，赵盾将其流放到卫国，但仍旧立了他的儿子胥克为卿，这就使得卿位的世代传递逐渐成了惯例。

晋成公即位初年，伴随着“假公族制度”的确立，卿位世代传递便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世卿世禄制的推行也就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于是我们便看到，赵盾去世后，继任中军元帅的郤缺秉承其遗志，先后将先克之子先縠、栾盾之子栾书、赵盾之子赵朔拉入内阁。只不过由于内阁位置实在有限，他们权衡再三，不得不以蛊疾为由把胥克从内阁中踢出去。而郤缺死后，荀林父虽与其立场不同，但却对世卿世禄制的创举深表赞同，因此也将郤缺之子郤克拉了进来，进一步巩固了六卿家族的既得利益。

勿忘在莒

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使得原本自由竞争的三军六卿体制就完全变成了铁板一块。邲之战前所形成的内阁中，除了荀林父和士会是首代创业者之外，其余四人都是靠父勋进入内阁的“卿二代”。这也就意味着，子袭父勋进入卿列已经成为常态，原本贵族会议君臣共举六卿的制度，正式被世卿世禄制取代了。

经过这样的一轮变革，六卿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君权自主运作的政治实体，即便是君主野心再大，也无法干涉这个既已形成的规则。想要打破这种权力的垄断，就只能通过扩大军制的办法，把自己所中意的大夫安插到内阁当中，这就无形中给国君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如果说设立假公族制度以迎合周礼原则是在向周公致敬的话，那么以卿位世袭为核心、以军功受赏为羽翼的世卿世禄制，则无异于是在向周公宣战。赵盾将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循环：地位越高就越容易获得封赏，拥有的土地越多就更能够巩固其卿的地位，卿的地位越稳固，其子弟与国君在法理上的关系也就越亲近，进而更容易提高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从此以后，卿大夫的权力和财富便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不仅会让国君的权力变得愈发逼仄，更会对普通大夫的积极性造成打击。这种以巩固卿权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为军政体制固化开了一道后门。晋国在经历了文公所开创的人才自由流动体系短短三十年后，便再次回到了阶层固化的藩篱，晋文公为保障君权而作出的所有努力，在赵盾的猛烈攻击下终于走向了彻底破产。

勿忘在莒

当卿位固化成为现实，普通大夫因失去晋升渠道而进阶无望，便只能依附于世卿大族寻求保护；那些已经分宗立祀脱离大宗的卿族余子、庶子也不得不矮化其自主地位，寻找大宗抱团取暖；由此，便在国家之下形成了以世卿为核心的几个利益集团。

互相独立的利益集团之间明争暗斗，世卿集团与国君之间的纵横捭阖，便成为此后一百多年晋国内政的主要议题。国君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更加难以有所作为，只能任由列卿在互相兼并的过程中此消彼长，而这也为后来的六卿专----政，乃至于晋国最终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在完成一系列布局后不久，年仅五十上下的赵盾就溘然辞世了，最晚到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1年），曾在赵盾内阁担任上军将的郤缺便已开始执政。

从夷之蒐开始算起，赵盾把持晋国政局的时间长达二十年，而这二十年也正是晋国政治制度异化的关键时期。但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正如晋文公无法预料自己的身后事一样，赵盾虽然打开了侵蚀君主权力的潘多拉魔盒，却未必能让自己的后人安然坐享其成。在他去世二十年后，由其施政造成的弊端便结出了苦果，差点将勃兴的赵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些都是后话了。